10月2日,中秋節前兩天,我去了羅湖懲教所探望周豁然。

豁然是我的學生,早前因反東北發展一案,連同其他十二名抗爭人士,被判刑十三個月。羅湖懲教所是所女子監獄,地址在上水河上鄉,離邊境很近,同案的何潔泓和嚴敏華也被囚禁於此。

按政府規定,在囚人士每月可接受兩次探訪,每次最多三人,限時三十分鐘。我這次去,是由豁然的丈夫郭先生安排,同行的還有豁然的好友坤翠和秋爽。郭先生體貼,特別在上水火車站接我們,然後陪我們坐51K小巴去懲教所。

那天陽光燦爛天空蔚藍,小巴轉入河上鄉路後,沿途有樹有花有狗有村屋,我差點以為自己是去野外郊遊。坐在我旁邊的坤翠告訴我,豁然入獄前,就住在這區的古洞,每天出外乘坐的,是同一輛小巴。坤翠又說,豁然曾經告訴過獄中朋友,明年自由之日,她要用腳步行回家。朋友都羨慕她的家離監獄這麼近。

二十分鐘後,小巴抵達懲教所。

甫一下車,我竟然見到岑敖暉迎面走來。原來他剛剛探完女朋友何潔泓,正打算離開。我上一次見敖暉,已是8月17日,在金鐘高等法院。那天是周永康、黃之鋒和羅冠聰判刑之日,我們和許多朋友一起去聲援,也作最後道別。

那天我在人群中見到敖暉,見他一臉憔悴哀傷,瘦弱到我都就快認不出來,忍不住和他擁抱一下,結果我們都泣不成聲。我實在料不到,我們再次見面,不是在校園咖啡室,也不是在犁典讀書組,而是在監獄門外。

我在香港多年,從來沒去探過監。我對監獄的想像,完全來自港產警匪片:荒涼、冷酷、戒備森嚴。所以當我站在羅湖懲教所前面時,真的有點難以置信,因為它徹底顛覆了我的想像。

從外面看上去,它完全像一幢商業辦公大樓,用料考究,設計大方親切,沒有半分教人恐懼的暴力氣息。步入大堂接待處,也是寬敞乾淨,陽光從落地玻璃灑進來,照得一室明亮。如果不是見到那些穿著制服的懲教署職員,你真的很難想像這是一座關着一千四百名囚犯的中度設防監獄。

探監手續並不複雜,我們只需填一張簡單表格,遞上身分證,待職員將資料輸入電腦後,便可以坐下來等候叫名。在整個探監過程中,職員的態度也相當友善和依程序辦事。

我們給豁然帶來的書,也要在這個時候交給職員檢查驗收。關於書,有嚴格規定。每月最多只可送六本,不可以硬皮封面,也不可以在上面書寫任何文字。那天我和秋爽各自帶了幾本書來,但由於配額不夠,最後只能選送四本,分別是Tony Judt, Reappraisals,David Graeber,Revolutions in Reverse,黃錦樹的《雨》和我的《在乎》。秋爽告訴我,豁然也想看Will Kymlicka寫的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,那是我教「當代政治哲學」時用的參考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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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了大約十五分鐘,便輪到我們。進去探訪室前,我們要接受安全檢查。除了手表和紙巾,任何物品都不能帶進去。不過過了安檢,職員會給我們一張紙一支筆,方便會面時記下重要事項。

探訪室在一樓。進去前,有道厚重的鋼門。職員先用對講機通知,再由裏面的人開門給我們。進去後,我才知道探訪室是個長形房間,我們在一邊,在囚者隔着厚玻璃坐在另一邊,並按次序劃為一個個小格,長長一排足有三十多個。每個小格前面放着三張椅,枱上放着三部電話,我們只能隔着玻璃,用電話和對方交談。我走在前面,遠遠看見豁然已經坐在其中一格等候,忍不住在人群中向她揮手,並快步走過去。

真箇是久別重逢。

豁然的頭髮長了出來,濃黑濃黑,不再是之前的光頭妹,臉色紅潤,笑起來燦爛燦爛。

我問豁然在獄中的讀書情况,她說環境並不太理想,因為白天必須輪班在廚房工作,很消耗體力。晚上住的是十五人倉,室友將電視聲量開得很大,室內又熱又吵,人很難安靜下來。至於寫信,由於沒有書枱,只能坐在牀上,將紙放在膝蓋上寫。

說着說着,豁然突然聲音緩和下來,看着我們說,在中大讀書的日子,是她一生最快樂的時光,此刻回想,真的很懷念很懷念。說到此處,豁然兩行眼淚終於忍不住滑下來。我的心也驀地酸了,想不出半句安慰說話,下意識想將手裏的紙巾遞過去,卻馬上知道這不可能。

秋爽很聰明,立即轉換話題,告訴豁然古洞家旁邊的柿子已經熟了。豁然一臉興奮,說好想回家摘柿子。

我問豁然,在獄中什麼時候感到最辛苦。她停頓了一會,然後帶點尷尬地說,不是別的,是便秘。我暗暗一驚,問,是由於飲食不適應嗎?她說,不一定,便秘是許多囚友的共同經驗。她估計是由於每個人都承受着許多自己也意識不到的壓力,因此影響身體機能正常運作。

我又問,那麼什麼時候感到最輕鬆?豁然說,一天中最愉快的時刻,是下午兩點至三點放風時。在那段時間,她可以一個人在獄中操場散散步,能夠見到山、樹和天空,還能夠一天一天感受秋意的來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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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分鐘的見面,實在很短,更何况是三個人一起,所以我們都爭取機會搶說快說,時而傷感難過,時而相視而笑,時而又說些明知沒什麼用的傻傻的安慰說話。

坤翠是馬來西亞人,在中大中文系讀博士時認識豁然,其後和豁然一起參與各種保育運動,並和豁然一樣喜歡大自然。我猜她一定熱愛下廚,所以甫坐下來第一句話便是:豁然,我很掛念你。你出來後,我要做飯給你吃,而且要做許多頓。據說重要的事,必須講三次,所以坤翠在短短會面中,至少和豁然說了三次「我要做飯給你吃」。

秋爽是湖北人,人如其名,爽朗熱誠,拿全費獎學金來中大讀社會學,是豁然最好的知己,多年來形影不離,患難與共。豁然入獄後,大大小小各種事務,都是由她照應。她見到豁然,雖有千言萬語,卻是不慌不忙,先將各種要緊事和豁然交代清楚,然後將大部分時間留給我和坤翠,只在間隙中插上幾句,告訴豁然一些趣事。我明白,對秋爽來說,豁然是一生一世的朋友,不爭這朝夕。

坤翠和秋爽不是香港人,卻因着種種不得而知的緣分,和豁然相識相知,並走着一條大部分港人眼中很傻的路。是的,在乎土地,在乎動物,在乎弱勢社群,在乎自己能否活得善良正直,在這個世代,確實是另類中的另類。

我站在旁邊,看着這樣的好風景,雖然心裏讚歎,卻有許多不忍。

豁然和其他坐牢的十多位年輕人,在人生最美好的年華,為着一些自己深信的價值,義無反顧做了一些事,希望這個世界因此變好一點,又或至少不要壞下去,結果卻是失去個人自由,並在獄中承受種種難以言說之苦。

他們這樣做,值得嗎?

豁然入獄後,我常常想起這個問題。說實在話,這段日子看着自己認識的年輕人一個一個身陷囹圄,真的很不好受。但我漸漸意識到,當我們問是否值得的時候,多少是將自己放在一個評斷者的位置,並要求他們向世人及世人的價值觀交代。

但我們憑什麼要他們作出交代?既然他們已為這個城市付出這樣的代價,為什麼不是我們向他們交代,交代在往後日子如何善盡己責,莫使這些先行者辛苦走出來的路很快又再荒蕪?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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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到了。懲教署職員說。

豁然站起來,和我們揮手道別,然後轉身,然後消失在門後。

豁然出獄的日子,是明年5月4日。

我們期待那一天。

文、圖﹕周保松 編輯﹕蔡曉彤 原刊登於明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