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讀書隨筆】被誤用了的「可持續發展」

【讀書隨筆】這欄為遊走於田野及學術世界之間的觀察反省。


南涌居民 X 人類學徒/ 豁然
古古怪怪的人,暗長的草裡冬瓜,畜養鱷馬和長頸鹿。不見其益,有時而大。


在推動「可持續發展」之先,或者更值得先停下來檢視一下,當我們在講述「可持續」時其實是在說些什麼 。

「可持續發展」(台譯「永續發展」)是近代才出現的詞語。二戰後,美國及部分歐洲國家在社會、經濟、科技、人口等層面上高速成長,物質生活、消費主義、科技改造自然,成為五十至六十年代這些國家的發展主軸,而這種發展模式響起的警號終於在七十年代引起廣泛關注。1983年,聯合國設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(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),為的便是研究當代環境惡化和自然資源被快速消耗,對於社會經濟所造成的後果,並且尋求解決方案。至1987年,委員會主席Brundtland發表《我們的共同未來》 (Our Common Future) 報告,首度提出「永續發展」的概念,將之定義為「既能滿足當代的需要,而同時又不損及後代滿足其本身需要的發展模式」。

三十年後,「可持續發展」在香港通過普及教育和大眾傳媒,已成為人盡皆知的用語。我們學會了分辨藍廢紙、黃鋁罐、啡膠樽、綠玻璃,為環保出一份力。與此同時,稍具規模的公司企業,也會大談其可持續政策。然而,媒體卻赫然揭露,許多回收物只是從回收桶被送去了堆填區;所謂朝向「可持續」的政策根本虛有其名。而企業對於可持續的理解,亦與香港環境局的定義相差無幾,就是:可持續發展首先「追求經濟富裕、生活改善」的宗旨不變,然後才顧得上對環境的承擔。可持續對他們來說不過愰子。

但除了表裡不一的問題,整個討論的方向同樣值得留意。在學術界,這概念已儼然形成了稱為「可持續科學」(sustainability science)的思想流派,有自己獨立的學系部門、學術研究成果及期刊。科學家和政策制定者關注的「可持續」,往往是數量化的可持續。碳足跡、碳預算(carbon budgeting),甚或生態系統服務(ecosystem services)等均屬於這個範疇。整個討論愈發艱澀而難以消化,離一般人距離愈來愈遠,難以理解,逞論投身參與改變。

可是,這些對「可持續」的利用和理解,真的沒問題嗎?近三年來,香港經歷了激烈的街頭抗爭、日益嚴酷的政治箝制,全球上則COVID-19病毒蔓延,各地經歷極端天氣或洪災旱災。當地方的政治、社會、經濟、文化、生態等方面均面臨重重挑戰,究竟我們要怎麼思考和實踐「可持續」?

對我來說,「可持續發展」應該紮根於生活化、每個人都能夠參與,且能引起人反思的直接行動。比如2016年起在元朗出現的「不是垃圾站」,算是對本地環保政策失效的一種回應。計劃的發起的人,必然對於本地的環保和廢物現象有獨立的思考,而他們選擇以街頭為行動基地,具備不同背景、想法、經驗的人摻雜在一起,在交談和喧鬧之中,七手八腳地把各人帶來的物品,塞在不同用作分類的籮筐和膠袋裡面。注意了,這不是典型的垃圾站——安置在僻靜無人的角度,你悄悄走過,然後以拋物線弧度將包好一袋袋的垃圾扔進去垃圾車,看不見就一乾而淨,善後工作大可交給食環署職員。在「不是垃圾站」,你得直面自己每天生活製造的廢物,你會學會分辨1號至7號塑膠。

同一次分類行動之中,來參與的人目的相當多元,行動起到的效果不一,你總不能確保大家對於環保回收的知識是一致的。而且自下而上的(草根)行動,操作起來總難免粗腔橫調,教育效果難以衡量,組織協調上也遇到許多局限。單說廢物回收量,從數字來看更加是不顯著。可是,直接動手做的集體環保公民行動偏偏令人有滿足感,而且有感染人的力量,以致後來類似的行動還在不同地區出現,展現出充沛而多樣的生命力。

說到底,自然界中太多的東西根本無法用數字去計算,用公式去總括。我們要如何計算天上的雲朵?池塘裡的漣漪?森林中的樹木?即使是一個個的活生生的人,我們怎麼量化人的氣息?他們的思想活動?我們應該問自己:什麼樣的世界容得下人類、人類的後代及其他物種?這樣的世界怎麼樣才可以持續下去?這世界對我們有什麼意味?我們人類如何使之發生?作為尋求改變的實踐者,我們不應一味以會計管理的手法和思維去管理地球,而是該從這些問題起始,啟動關於對「可持續發展」的思考和對話。

(「可持續發展」系列文章三之一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