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可持續之二】生命世界不是組裝傢俬,而是複音調音樂

【讀書隨筆】這欄為遊走於田野及學術世界之間的觀察反省。


南涌居民 X 人類學徒/ 豁然
古古怪怪的人,暗長的草裡冬瓜,畜養鱷馬和長頸鹿。不見其益,有時而大。


 

上篇文章我提出「可持續發展」不應該一味著重量化管理,卻沒有正面說明什麼才叫「可持續」。這一期,且讓我們向人類學取經。

當客觀性讓步,世界不再被視為機械

著名英國人類學者Tim Ingold,曾多次以「The Sustainability of Everything」為題(且翻譯為「所有嘢的可持續」)作專題演講。[註1]「可持續」如何開端?他是這麼說的:

當知覺(perception)之門打開;當客觀性(objectivity)讓步予真相(truth)的追尋;當終結(finality)退讓給再生(renewal);從外部看到的,是對於可能性的限制,可是在裡面,卻能開拓生長、活動及轉化的空間。

西方哲學久有「二元論」(dualism)的主張。啟蒙運動以降的哲學思想,普遍強調人具備理性能力,有能力追求客觀的科學知識。亦即,世界被視為是客觀的,可透過科學方法、理性來掌握。至十七世紀,笛卡兒提出「我思故我在」,「我思」的本質是理智,理智的思想活動肯定了「我在」的事實。在這種理解下,「心靈」(mind)的本質就是具備思考和意識能力。心靈獨立自存,不從屬於其他事物,與之相對存在的是「物質」的身體(body)。

這種心物二分的觀點,隨著自然科學的長足發展而得以確立,形成所謂「機械自然觀」(mechanistic view of nature):大自然被視為一個複雜的機器工藝品,受機械物理定律主宰,只要將生物分門別類,觀察生物本身的內部結構和外力的影響,就足以理解其行為。

上面的引文中,Ingold提到「客觀性」應該要讓步,就是指向上述靠二元對立來理解世界的方法,理應摒棄,其限制已很明顯。Ingold同時受現象學影響至深。現象學者普遍認為,意識不能脫離自身在外面世界的經驗和想像,即人的意識和客觀世界向來無法截然二分 。現象學肯定事物的能動性,從認識事物本身去拓展新的視野,以揭露事物的意義,獲得不一樣的觀看方式。Ingold用以上一番話解釋「可持續」如何開始,意圖不在批判,而在於思考生命本身的特性。

生命原在持續誕生

然則生命是什麼?Ingold的著作裡提出了豐富的例子。比如,他引用另一人類學家Colin Scott八十年代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北部原住民族群Cree(一般翻譯作克里人)做的田野研究資料,Scott解釋「pimaatisiiwin」這個克里字詞的意思為「生命」,而當地克里人則將這詞翻譯為「持續的出生」(continuous birth),延伸來說,是動態的,「有生命」、「活著」(to be alive),處於關係之中。生物活在世界中,跟環境中的其他生物互動,因而產生捕獵、蒐集、共生、合作等多樣的關係。隨著關係延展(unfolds),形軀(forms)主動不停地化為「存在」(being):人是人,鵝是鵝。生命是生命本身持續誕生的過程。生命沒有經過編程,不是預先設定好的。生命不住變幻,總是在形成(becoming)之中。所以,也可以說人正在進行「human-ing」的過程,鵝在進行「goose-ing」的過程。

為什麼要長篇累贅的講生命是什麼呢?這又回歸到現象學「生命世界」(lifeworld)的概念:科學離不開生命,世界上不存在獨立脫離於真實生命世界的科學知識;理論和實踐活動互相交織,離不開日常生活的經驗和語言。生命既是如此,這呈現了什麼樣的世界觀?Ingold在他的演講裡舉了個有趣的例:試想一根繩子,繩子是由許多細的繩子組成的,每一根細繩子又有許多更細的纖維,這些纖維繫在一起,不會突然打開來(unravel)散掉,因為細繩往相反的方向扭動,張力和摩擦力便使線條可以拉在一起。希臘語中的「harmony」來自其動詞「ἁρμόζω」 /「harmozō」,中文姑且翻譯為「和諧」,指的便是這狀態。這字的本意其實是「裝配」、「連起來」,引申指向音樂中的「和聲」——不同和弦的配搭組合。不過,Ingold又說不要想像成(著者:類似於宜家家俬的)組裝件,更貼切的應該理解為複音調音樂(polyphony music),亦即,當中包含兩個或以上的獨立主旋律的音樂,通過作曲家靈巧的技術處理,多個聲部有機地結合在一起。[註2]

異中趨同,朝向表裡如一的可持續

至此可以想像,Ingold講「所有嘢」,其實是講整個生命世界。Ingold勸勉我們不要把世界想像為抽象的、完成的、「擺在眼前就係咁架啦」的整體(totality)。我們棲居於世界之中,與世界、生命展開不住的對話。世界是活的,持續不住的延展,且有其歷史的時間性。由此看來,我們要怎麼量化「所有嘢」?那是絕無可能。

既不能完全用數字去量化「可持續發展」的標準,Ingold這套說法對我們有何幫助?演講的結尾,Ingold解釋了他的觀點對於思考民主和公民身份的意義:正因我們不同,我們才可以從自己的位置上發出獨特的聲音。不要把民主思考為不同身份的人的利益協調,不如思考民主為相異的生命軌跡趨向共同(commoning)。正因我們相異,我們才應該一起合作。我們並不都長一個樣,不像豆袋裡面一顆顆的豆子,分散開來,面目模糊;死活假裝我們都是一模一樣的,硬要趨向相同,絕不可能產生一種表裡如一的「可持續」。我們應如繩子般。繩子相纏交織,即或會產生張力、痛楚、矛盾,可是繩子就是在一起(conviviality)。

(「可持續發展」系列文章三之二)


[1] Tim Ingold的主題演講連接「The Sustainability of Everything」:https://vimeo.com/182572764

[2] 怎為之多聲部的有機結合?可直接用耳聽聽巴洛克時期的著名例子《Canon in D》Pachelbel 1680年的代表作。這段時期是複調音樂的高峰期,而「Canon」這詞本身就是複調音樂常用的寫作技法。

Anna Tsing所寫的《末日松茸》也有提到以「複調音樂」去理解「assemblage」的概念(大陸翻譯為「聚簇」、台灣翻譯為「拼裝」)。生態學者以此探尋不同物種如何在assemblage之中相互影響。Tsing以此延伸,思考人與非人物種如何合作(work together),使生命得以持續。但此種合作並非故意的(unintentional),這些物種各有相異的生命軌跡和生存方式,卻在不同時候聚合,彷若複音調音樂中出現的和諧旋律。

【讀書隨筆】被誤用了的「可持續發展」

【讀書隨筆】這欄為遊走於田野及學術世界之間的觀察反省。


南涌居民 X 人類學徒/ 豁然
古古怪怪的人,暗長的草裡冬瓜,畜養鱷馬和長頸鹿。不見其益,有時而大。


在推動「可持續發展」之先,或者更值得先停下來檢視一下,當我們在講述「可持續」時其實是在說些什麼 。

「可持續發展」(台譯「永續發展」)是近代才出現的詞語。二戰後,美國及部分歐洲國家在社會、經濟、科技、人口等層面上高速成長,物質生活、消費主義、科技改造自然,成為五十至六十年代這些國家的發展主軸,而這種發展模式響起的警號終於在七十年代引起廣泛關注。1983年,聯合國設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(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),為的便是研究當代環境惡化和自然資源被快速消耗,對於社會經濟所造成的後果,並且尋求解決方案。至1987年,委員會主席Brundtland發表《我們的共同未來》 (Our Common Future) 報告,首度提出「永續發展」的概念,將之定義為「既能滿足當代的需要,而同時又不損及後代滿足其本身需要的發展模式」。

三十年後,「可持續發展」在香港通過普及教育和大眾傳媒,已成為人盡皆知的用語。我們學會了分辨藍廢紙、黃鋁罐、啡膠樽、綠玻璃,為環保出一份力。與此同時,稍具規模的公司企業,也會大談其可持續政策。然而,媒體卻赫然揭露,許多回收物只是從回收桶被送去了堆填區;所謂朝向「可持續」的政策根本虛有其名。而企業對於可持續的理解,亦與香港環境局的定義相差無幾,就是:可持續發展首先「追求經濟富裕、生活改善」的宗旨不變,然後才顧得上對環境的承擔。可持續對他們來說不過愰子。

但除了表裡不一的問題,整個討論的方向同樣值得留意。在學術界,這概念已儼然形成了稱為「可持續科學」(sustainability science)的思想流派,有自己獨立的學系部門、學術研究成果及期刊。科學家和政策制定者關注的「可持續」,往往是數量化的可持續。碳足跡、碳預算(carbon budgeting),甚或生態系統服務(ecosystem services)等均屬於這個範疇。整個討論愈發艱澀而難以消化,離一般人距離愈來愈遠,難以理解,逞論投身參與改變。

可是,這些對「可持續」的利用和理解,真的沒問題嗎?近三年來,香港經歷了激烈的街頭抗爭、日益嚴酷的政治箝制,全球上則COVID-19病毒蔓延,各地經歷極端天氣或洪災旱災。當地方的政治、社會、經濟、文化、生態等方面均面臨重重挑戰,究竟我們要怎麼思考和實踐「可持續」?

對我來說,「可持續發展」應該紮根於生活化、每個人都能夠參與,且能引起人反思的直接行動。比如2016年起在元朗出現的「不是垃圾站」,算是對本地環保政策失效的一種回應。計劃的發起的人,必然對於本地的環保和廢物現象有獨立的思考,而他們選擇以街頭為行動基地,具備不同背景、想法、經驗的人摻雜在一起,在交談和喧鬧之中,七手八腳地把各人帶來的物品,塞在不同用作分類的籮筐和膠袋裡面。注意了,這不是典型的垃圾站——安置在僻靜無人的角度,你悄悄走過,然後以拋物線弧度將包好一袋袋的垃圾扔進去垃圾車,看不見就一乾而淨,善後工作大可交給食環署職員。在「不是垃圾站」,你得直面自己每天生活製造的廢物,你會學會分辨1號至7號塑膠。

同一次分類行動之中,來參與的人目的相當多元,行動起到的效果不一,你總不能確保大家對於環保回收的知識是一致的。而且自下而上的(草根)行動,操作起來總難免粗腔橫調,教育效果難以衡量,組織協調上也遇到許多局限。單說廢物回收量,從數字來看更加是不顯著。可是,直接動手做的集體環保公民行動偏偏令人有滿足感,而且有感染人的力量,以致後來類似的行動還在不同地區出現,展現出充沛而多樣的生命力。

說到底,自然界中太多的東西根本無法用數字去計算,用公式去總括。我們要如何計算天上的雲朵?池塘裡的漣漪?森林中的樹木?即使是一個個的活生生的人,我們怎麼量化人的氣息?他們的思想活動?我們應該問自己:什麼樣的世界容得下人類、人類的後代及其他物種?這樣的世界怎麼樣才可以持續下去?這世界對我們有什麼意味?我們人類如何使之發生?作為尋求改變的實踐者,我們不應一味以會計管理的手法和思維去管理地球,而是該從這些問題起始,啟動關於對「可持續發展」的思考和對話。

(「可持續發展」系列文章三之一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