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讀書隨筆】這欄為遊走於田野及學術世界之間的觀察反省。
南涌居民 X 人類學徒/ 豁然
古古怪怪的人，暗長的草裡冬瓜，畜養鱷馬和長頸鹿。不見其益，有時而大。
在推動「可持續發展」之先，或者更值得先停下來檢視一下，當我們在講述「可持續」時其實是在說些什麼 。
「可持續發展」（台譯「永續發展」）是近代才出現的詞語。二戰後，美國及部分歐洲國家在社會、經濟、科技、人口等層面上高速成長，物質生活、消費主義、科技改造自然，成為五十至六十年代這些國家的發展主軸，而這種發展模式響起的警號終於在七十年代引起廣泛關注。1983年，聯合國設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（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），為的便是研究當代環境惡化和自然資源被快速消耗，對於社會經濟所造成的後果，並且尋求解決方案。至1987年，委員會主席Brundtland發表《我們的共同未來》 (Our Common Future) 報告，首度提出「永續發展」的概念，將之定義為「既能滿足當代的需要，而同時又不損及後代滿足其本身需要的發展模式」。
三十年後，「可持續發展」在香港通過普及教育和大眾傳媒，已成為人盡皆知的用語。我們學會了分辨藍廢紙、黃鋁罐、啡膠樽、綠玻璃，為環保出一份力。與此同時，稍具規模的公司企業，也會大談其可持續政策。然而，媒體卻赫然揭露，許多回收物只是從回收桶被送去了堆填區；所謂朝向「可持續」的政策根本虛有其名。而企業對於可持續的理解，亦與香港環境局的定義相差無幾，就是：可持續發展首先「追求經濟富裕、生活改善」的宗旨不變，然後才顧得上對環境的承擔。可持續對他們來說不過愰子。
但除了表裡不一的問題，整個討論的方向同樣值得留意。在學術界，這概念已儼然形成了稱為「可持續科學」（sustainability science）的思想流派，有自己獨立的學系部門、學術研究成果及期刊。科學家和政策制定者關注的「可持續」，往往是數量化的可持續。碳足跡、碳預算（carbon budgeting），甚或生態系統服務（ecosystem services）等均屬於這個範疇。整個討論愈發艱澀而難以消化，離一般人距離愈來愈遠，難以理解，逞論投身參與改變。
可是，這些對「可持續」的利用和理解，真的沒問題嗎？近三年來，香港經歷了激烈的街頭抗爭、日益嚴酷的政治箝制，全球上則COVID-19病毒蔓延，各地經歷極端天氣或洪災旱災。當地方的政治、社會、經濟、文化、生態等方面均面臨重重挑戰，究竟我們要怎麼思考和實踐「可持續」？
對我來說，「可持續發展」應該紮根於生活化、每個人都能夠參與，且能引起人反思的直接行動。比如2016年起在元朗出現的「不是垃圾站」，算是對本地環保政策失效的一種回應。計劃的發起的人，必然對於本地的環保和廢物現象有獨立的思考，而他們選擇以街頭為行動基地，具備不同背景、想法、經驗的人摻雜在一起，在交談和喧鬧之中，七手八腳地把各人帶來的物品，塞在不同用作分類的籮筐和膠袋裡面。注意了，這不是典型的垃圾站——安置在僻靜無人的角度，你悄悄走過，然後以拋物線弧度將包好一袋袋的垃圾扔進去垃圾車，看不見就一乾而淨，善後工作大可交給食環署職員。在「不是垃圾站」，你得直面自己每天生活製造的廢物，你會學會分辨1號至7號塑膠。
同一次分類行動之中，來參與的人目的相當多元，行動起到的效果不一，你總不能確保大家對於環保回收的知識是一致的。而且自下而上的（草根）行動，操作起來總難免粗腔橫調，教育效果難以衡量，組織協調上也遇到許多局限。單說廢物回收量，從數字來看更加是不顯著。可是，直接動手做的集體環保公民行動偏偏令人有滿足感，而且有感染人的力量，以致後來類似的行動還在不同地區出現，展現出充沛而多樣的生命力。
說到底，自然界中太多的東西根本無法用數字去計算，用公式去總括。我們要如何計算天上的雲朵？池塘裡的漣漪？森林中的樹木？即使是一個個的活生生的人，我們怎麼量化人的氣息？他們的思想活動？我們應該問自己：什麼樣的世界容得下人類、人類的後代及其他物種？這樣的世界怎麼樣才可以持續下去？這世界對我們有什麼意味？我們人類如何使之發生？作為尋求改變的實踐者，我們不應一味以會計管理的手法和思維去管理地球，而是該從這些問題起始，啟動關於對「可持續發展」的思考和對話。
（「可持續發展」系列文章三之一）